青花荷塘图玉壶春瓶

尺寸：高26.5cm
本品造型秀美挺拔，曲线变化流畅，通体以青花绘就，自下而上，从外足墙到内口沿，共有八层纹饰，尽显元青花瓷器纹饰繁密，层次丰富的时代特色，主题纹饰为荷塘图，画中所绘荷池夏景，碧荷舒卷如云，妍花飘香，沁人心脾，风姿饶人。碧水虽无画笔绘出，但于诸物映衬之下，俱可感知。釉质温润泛微青，胎骨坚致轻薄，青花色深如浓墨，凝重苍雅，泛出浓妍之锡光，深得水墨神髓。运笔挥洒遒劲，自见蒙元之世独有的豪迈之气象。
检视目前考古出土资料，湖北省黄梅县十里村小学出土“元 池莲纹玉壶春瓶”与本品最为相近，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前者腹肩之交的边饰为金钱纹，本品则是卷草纹。传世同类之作亦寥寥无几，不过三例，故殊为可珍。
来源：徐展堂先生“在望山庄”旧藏
展览：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展览
天 禄 佳 器
——元青花玉壶春瓶考略
蒙元定鼎中原之后，南方的瓷器文化日益为统治者所重视，前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朝廷于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专司烧造，内府御用与赏赐外销瓷器皆由其所出，后又见饶州官员“蒙旨督陶”之事例，且有“御土窑”之称呼。彼时瓷业之发展深受伊斯兰文化之影响，展现前所未有之繁盛，究其原因乃是得益于开放的社会环境。终元之世，朝廷与西域伊斯兰地区交往广泛而频繁，彼此审美观念相互交融，衍生出蒙元帝国文化艺术的新姿彩，其中彼地之文化传统对当时中国国内诸类商品影响之深莫过于瓷器一项。此时在波斯陶器上广泛使用已逾三百年之久的钴蓝料传至景德镇，与本土得天独厚的烧瓷技术相结合，遂成瑰丽潇洒的青花瓷器，开启中国陶瓷史上短暂却华美、辉煌又迷雾重重之一页。
元青花瓷器最初烧造多应波斯地区穆斯林王公贵族之需，造型、纹饰、功用皆依自彼地之风俗而定，往往器型巨硕，布局繁密，一改宋瓷影青之纤薄小巧，隽秀素雅之风格而充满异域色彩。另外亦有部分造型承袭前朝传统，主要满足国内之需用，在蒙汉诸族日常生活当中充当重要角色，玉壶春瓶正是其中之一。
元代青花玉壶春瓶于宋金基础之上化裁而成，去前朝丰腴之态，益见秀美挺拔之姿。颈腹之处各见有一道接胎痕，器里自颈以下无釉，圈足微为外撇，底部施釉。玉壶春瓶是元代青花琢器当中唯一底部施釉的器皿，甚是奇特。因青花玉壶春瓶主要在国内使用，故历年以来屡见出土。
目前所见元青花玉壶春瓶实物，装饰丰富，涵括元青花主要纹饰。是次三式元青花玉壶春瓶为元青花瓷器当中的典范，以各自的特色诠释元青花瓷器多彩多姿的一面，藉此俱可感知元青花美学之内涵。其中云龙瓶装饰极为简练，白釉之上仅绘三爪行龙盘踞于器腹，首尾相连，用笔粗犷流畅，寥寥数笔，却生动传神，代表元青花瓷器当中所有动物纹饰独有的精气。纵观中国古陶瓷当中龙纹之演变，元以前失之简略，往往灵动有余，却缺乏威仪，元以后则是灵气不足，拘于程序，刻板生硬。唯见元青花所绘龙纹威猛精神而不拘一格，灵气与威仪兼备。
荷塘图瓶一展元青花瓷器装饰繁密，层次丰富的时代特色。纹饰繁密的主要原因是受中亚地区的影响，是摹仿伊斯兰艺术风格的结果。荷塘图应该由“满池娇”图案简略而成。满池娇是元代贵族阶层专用纹饰，常见诸于其织品服饰和金银漆器之上，元朝典章制度曾明文规定平民百姓禁用。东坡赏竹图瓶展现是元青花瓷器当中最为新颖的人物题材。翠竹的虚心而直、不畏霜雪的特点契合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道德意识，自古深得文人所钟情。苏东坡爱竹，更是为古代雅士的一段佳话，该瓶即为寄托文人性情之佳作，反映当时文人内心对先贤隐逸生活的无限钦慕。此类人物题材的内容多为表现元杂剧和平话故事，艺术意匠和形象取杂剧、平话的内容情节。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刻《平话》五种，当中的故事插图成为元末景德镇创作青花人物题材的重要参考与借鉴。例如著名的“鬼谷子下山”罐的图案则与虞氏《全相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平话》之“鬼谷子下山”插图对应无误。因此，元代青花人物瓷器的出现，是在宋元文学的通俗普及，特别是在杂剧的广泛传播的前提之下产生的，当时瓷器只是其中的载体之一。
此三式玉壶春瓶的青花发色或者浅淡偏灰，或者浓重如墨，与“至正型”青花的浓妍明快形成较大的反差。因为“至正型”青料公认为波斯地区出产，由此曾有观点就认为此类青料发色暗淡器物是景德镇窑工运用国产青料生产的结果。然此说极为荒谬，是在没有做科学测试的情况下想当然的结果。其实，根据权威测试结果表明，其主要成分与“至正型”青料无异，皆是“高铁低锰型”钴料，因此不可能为国产青料。至于其发色鲜妍与否的原因取决于青料的质量：提纯程度高、加工方面更为细致的青料，发色就鲜妍。同时，不能忽略烧造当中窑炉气氛对其的影响，温度偏低和偏高皆直接决定发色的妍美程度。
玉壶春瓶最主要的功用就是贮存美酒，在宋元时期的酒器文化当中地位显赫。蒙元一统中原之后，随着蒙族的生活习惯和传统器用的不同，当时酒具组合亦产生较大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俗称为壶瓶的玉壶春瓶取代了宋代流行的注碗，与盘盏形成新的酒器组合，同时被元人称为“马盂”的匜也广泛流行使用，与前二者构成富具时代特色和民族色彩的酒器组合。
玉壶春瓶、匜（马盂）、盘盏三者构成元代酒器的最基本组合，屡屡见于元代壁画当中，例如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壁画“对坐图”，图中左侧侍立一仆，身后台桌上摆放着一套酒器组合，分别为匜、玉壶春瓶、盘盏。（图 1）该墓建于元世祖至元六年（1296年），由此可窥知在蒙元早期已经形成玉壶春瓶为首的酒器基本组合。而元明之际的叶子奇《草木子》卷三“筵席则排桌，五蔬、五果、五按酒。置壶瓶、台盏、马盂于别桌，于两楹之间”的记述更加表明终元之世，此三者组合一直盛行不衰。
除了前述壁画和文献之外，还从出土酒具组合中得到充分印证。目前所知最早的实例为1963年北京市崇文区元斡脱赤墓出土的一套景德镇青白釉瓷质酒具，除了一把多穆壶之外，还有串珠纹寿山福海玉壶春瓶与匜、莲瓣盘、三件印花碗，制作异常精美，摹仿金银器皿的气息浓厚。斡脱赤为蒙古时期的勋贵，后于1225年遇害，故该墓形成时间肯定不晚于元初。其出土情况说明在蒙古时期不独金银酒器得到蒙古贵族的青眯，瓷质酒器亦然。因此，玉壶春瓶、匜、盘盏三者组合显然最初是出自贵族生活之中，后来才逐渐风行至社会各阶层。另见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湖南涟源市桥头河镇石洞村银器窖藏出土“庚辰岁萃仲志”款银玉壶春瓶，与之同出的酒器尚有“庚辰岁萃仲志”款银匜和数件银质盏、盘，与前述壁画的描述、文献的记载皆相符合，今推定此庚辰应为后至元六年（1340年），为元朝后期难得的一套明确纪年的酒器组合。
目前所知元代青花玉壶春瓶与青花匜配套出土的实例仅见于1987年临洮县衙下集镇寺洼山村双寺子社窖藏，该窖藏出土青花满池娇图玉壶春瓶和青花鸾凤纹匜各一件，两者青花发色、胎釉特征、绘画风格皆同，显然是配套之作。
从考古图像资料和遗物组合来看，玉壶春瓶在元代酒器组合中存在以下两种基本的使用方式：第一，玉壶春瓶与酒盏直接发生关系，即是玉壶春瓶盛酒直接将酒倒入酒盏中，对应的图像资料为元代泰定元年（1324年）洪洞广胜寺水神庙壁画 “备酒图”（图 2、3）。对应的文献记载为《事林广记》卷一一《仪礼类》“把官员盏”条，其述常行之礼云：“令祗侯人将到酒果或肴馔，酒以壶瓶盛之，须荡令热，一人持酒居左，一人持果盘居右，并立主人之后，主人捧台盏于前，以又盏令倾酒，自先尝看冷暖，却倾些小在盘，再令斟满，则跪而献进，持瓶执果者并跪，把盏者云：“小人没甚孝顺官人根底，拿一盏淡酒，望官人休怪。”
第二，玉壶春瓶与匜（马盂）配套使用，不与盏杯直接发生关系，即是玉壶春瓶将酒先倒入匜之中，再由匜分到盏里，因为匜有流，保证分酒顺利完成，不致滴漏。因此，匜本身的功用是多元的，挹饮相兼，既可以直接盛酒饮用，亦可充当分酒工具。（黄清华 撰）
数据来源：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