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窑天蓝釉葵花式花盆配白玉座

尺寸：宽25.5cm
“五”款
备注：1.赵从衍先生旧藏；
2.香港“徐氏艺术馆”旧藏。
参阅：《故宫藏瓷大系．钧窑之部》，图版23
钧瓷绚烂奇妙之色彩，绝非世间丹青妙手心思所能及，因其色其形皆为天成，所现窑变尤象，妙景竟生，引人遐思无穷，观其漫无崖际之变化，皆自以为独有心领神会之境界，陶然自乐，情悦性怡，斯则观赏钧瓷之独特乐趣也。
本品诚为钧瓷之佳美者，形制为六瓣葵花形，侈口出沿，沿边凸起一道细棱，器身、圈足皆随形而生，婉转而不失刚健。釉色厚润，色泽依器型的转折而丰富多变，内外釉色皆为官钧之典型天蓝，釉光与纹理变化当属天蓝之最佳品格，远观则静穆湉谧，近看则晕融烂漫，六面釉色绝无相同之象，既如暴雨淋墙，斑驳相连，又如雨后青山，云烟氤氲，予人无限之美学遐想，所生之意境任由观者自悟。釉色之美更由造型之妙相称，俯视本品，器内每一处转折均见釉色浅淡，以致黑褐坚硬的胎骨若隐若现，使得造型轮廓鲜明，釉质的温柔婉约和器型的刚健硬朗合二为一，别见一番古朴典雅之风韵，折射出工匠们的巧思和皇家审美的品味。平底挖五孔，为盆植泄水之用，敷涂褐色护胎釉，斑驳古拙，与莹润釉光对比鲜明。中心孔洞之上，清晰可见凹印“五”字款。器下配雕琢精致的青白玉底座，体现了皇家御用陈设器豪华而高贵的气魄。本品曾为香港“一代船王”赵从衍先生旧藏，后入藏香港徐氏艺术馆，传承有序，著录清晰。
此类钧窑宫廷陈设花器属于钧窑历史上独特的一类，底部各刻一个从一到十的数目字，基本规律是数字越小，器物尺寸越大，若如本品式样与釉光者，底部刻“五”字，存世稀少，检视目前公私典藏资料，同类仅见一例源自清宫旧藏，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图一），典藏号：【故瓷16537】，高17厘米，口径24.8厘米，釉色亦为天蓝，蚯蚓走泥纹明显，釉光略见沧桑。若两者相比较，本品之釉色则远胜清宫旧藏者，其釉之纹理变化展示出天蓝一色无以伦比的魅力，亦为官钧花器当中极为罕有的隽品。
此类独特的官钧花盆彰显宫廷艺术独有的气息，自然深得清宫珍视，作为前朝珍玩的它们获得雍乾二帝之钟情。雍正皇帝对官钧花器的喜爱体现在摹古方面，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曾谕旨唐英摹制，无论是窑变釉器皿或是仿均釉器皿皆以官钧花器之釉色造型为范。是年三月唐英为求此釉复烧成功，不惜派厂署幕友吴尧圃亲赴河南禹县探求古配方，谓之“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罍关国宝。”（见唐英《陶人心语》卷一《春暮送吴尧圃之钧州》）七月，钧釉终于复烧成功。雍正十三年，唐英在其所写《陶成纪事》碑文中，记述了仿清宫所发宋钧窑器而烧得窑变釉之事：“钧釉，仿内发旧器梅桂紫（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梅粉青、骡肝马肺五种，新得新紫、米色、天蓝、窑变四种”。成功烧造的仿钧釉花器被送至清宫，融入帝皇后妃的日常生活当中，妆点和提升生活情趣，例如雍正朝内府所绘《十二美人图之对镜》当中，菱形仿钧釉盆奁一套安放在窗台，发色瑰丽，应为玫瑰紫，其上水仙绽放飘香，极得幽静之趣。此情景为后宫真实生活的写照。
乾隆皇帝独具好古情怀，对此厚爱则体现在大量使用官钧花器盆植花卉或是装饰金属玉石盆景。传世所见不少官钧器皿底部刻有宫殿、斋堂名号，表明陈设的位置，如出光美术馆藏品当中一个就见后刻“重华宫”、“高云情用”款。重华宫是乾隆时期才出现的名称，高云情则为漱芳斋内的一厅室，皆是乾隆时期设置的，可见这些刻宫殿款的花盆在乾隆朝被广泛地实际使用，装饰清宫里面最尊贵的场所。因为富具情趣的乾隆皇帝对盆花艺术非常锺情，若以前朝古物与奇花异草相搭配最见雅致，自然不容错过。另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述，乾隆皇帝曾不止一次谕旨制作各类金属盆景之后安放在此类钧窑花盆之上。因此，钧窑花器在清宫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甚为独特，融陈设与实用于一体，在清宫花道艺术方面占据异常重要的地位。
正基于乾隆皇帝以上喜欢铭刻堂名款的习惯，由此可以推知，凡是带有清宫诸处堂名款的官钧花器必定为内府旧藏，并深得乾隆皇帝喜爱而被选用，检视目前公私典藏，此类官钧花器底部铭刻堂名款者不足20例，综合考察其品质皆属同类之精华者，可鉴乾隆皇帝当时对此曾经严格挑选过。故此，凡是铭刻堂名款者的品格一定高于无铭刻者。其铭刻内府堂名款遵循严格的格式，皆呈“T”字形布局：先横刻大的宫殿名称，后竖刻具体的安放厅堂，例如横刻“建福宫”，竖刻“竹石假山用”（图二）；横刻“养心殿”，竖刻“随安室用”。
细察本品底部，留有“T”字形磨痕，显然是人为消除的结果，侧视隐约可见字迹存在，由此可知本品属于以上乾隆皇帝御用之物，后来散失出宫，很可能前贤恐其为官府所追究，故而磨灭铭款。
此类钧窑陈设类器皿，质精式雅，备受世人珍视，近年对其年代归属问题上颇多争议，传统北宋说遭受国内一些学者的强烈质疑，认为此类编号的钧窑花器应出自明初宫廷御造。对“北宋说”所依据宋徽宗“花石纲”与钧窑的关系，研究者遍查宋元有关文献，始终未发现二者之间有任何关联，所以把“官钧”瓷器与徽宗修建“艮岳”与“花石纲”之役相联系，纯属主观想象与推测。钧窑不见于宋元时期的文献，在所见最早记载的明代文献中，通常列于宋代名窑之后，似乎有把它列入宋代名窑的暗示。如：明万历十九年（1591）高濂《遵生八笺》卷14 “论诸品窑器”中将钧窑列龙泉窑、吉州窑、建窑之下；明张应文（1595年卒）《清秘藏》卷上 “论窑器” 中则在“柴、汝、官、哥、定”诸窑之后，接着记述“均州窑”的特色。
但对明代文献的考察来看，“官钧”地位在明代的文人品鉴体系中地位一直不高，与“柴汝官哥定”不能等量齐观。况且，没有任何明代文献断言“官钧”瓷器烧造于宋代。只有明末伪书《宣德鼎彝谱》，首次将钧窑排名在定窑之前，暗示钧窑为宋代名窑。这也就为后来的“北宋说”埋下伏笔。清初孙承泽（1592－1677）在《砚山斋杂记》中论窑器“窑器所传柴汝官哥均定可勿论矣”，乃承袭《宣德鼎彝谱》中钧窑的排名，并首次提出“宋钧”概念。乾隆年间的《南窑笔记》更将 “官钧”年代明确为北宋，认为钧窑为“北宋均州所造”，器形“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颜色大红、玫瑰紫、驴肝、马肺、月白、红霞等色；骨子粗黄泥色，底釉如淡牙白色”。乾隆三十九年（1774）朱琰《陶说》中即使用“官钧”一辞。但是经前后对文献的爬梳不难看出，清人“宋钧”之说系从明末文献中衍生而来，不足凭信。
2004年河南钧台窑遗址出土一批与本品时代特征一致的钧窑陈设类器皿瓷片，它们皆与传世实物一一对应，另有数件钧釉方流鸡心扁壶标本混杂其中一同出土，此式鸡心扁壶为明初宫廷始创的典型器皿，时代明确不容置疑，从而成为推翻“北宋说”的核心证据。研究者结合相关资料开展论证，大体论据如下：
1．钧台窑遗址新发现的某些器物，如方流鸡心扁壶、高足碗、大罐、 出戟尊等，与永乐、宣德时期的景德镇瓷器及明早期掐丝珐琅制品特征相同。特别是方流扁壶，是富有时代特征的器物。在景德镇瓷器和其它金属器中，方流鸡心扁壶似仅见永乐朝制品。
2．从南京明故宫遗址考古资料来看，在连续三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都未发现“官钧”瓷器遗存。对于这类较易损耗的“花器”未能发现的合理解释，或只有一条：“官钧”瓷器在永乐朝之前尚未烧造。
3．从社会条件和宫廷需要看，永乐、宣德两朝，国力强盛，经济富足，皇室对宫舍苑囿之器用必然会有更高的要求。永乐四年至十八年，数兴大工，营建北京宫殿，而新宫殿的装点美化无疑需要大量“花器”。宣德时，宫廷生活更加奢靡。陆容《菽园杂记》卷七谓：“宣德年间，朝廷起取花木鸟兽极诸珍异之好，内官接迹道途，骚扰甚矣。”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官钧”瓷器得以大量烧造。
例如官钧经典造型的渣斗式花盆、鼓钉式盆托亦在明代早中期写实绘画中反复出现。若将之与其它瓷窑的制品包括景德镇明初官窑出土的文物作一比较，便可发现，这类钧窑精瓷器物归入明初宫廷用器是符合史实的，“官钧”瓷器具有典型的官器作风。其形制，或源自三代礼器，或以宋元瓷器为母本加以改进而成。造型庄重，法度严谨(宋吕大临《考古图·序》论古器有“制度法象之所寓，圣人精义存焉”之说)，集中体现出一个时代上层文化——包括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某些特点。因此，研究者认为，“官钧”瓷器的制作应是在当时宫廷的直接指使下进行的，其情形或正如历史上“禁庭制样须索”。当中最为有力的证据则是：与“官钧”方流鸡心扁壶、出戟尊等形制相同的器物，除见于明永乐、宣德时期的景德镇官窑瓷器以及宫廷作坊制作的金属器外，其它再无任何发现。（具体论证详见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编《“官钧”瓷器研究》）。
但无论其年代归属如何，只是学术之争，只是让我们对其真实历史情况有更合理的了解而已，毫不影响其作为内府御物之性质，更不会降低其故有的艺术价值和美学内涵，毕竟珍稀程度一直客观存在，不曾改变。
（黄清华）
著录：伦敦苏富比，1999年11月17日，编号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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